南京“虐童案”經過三天審判，最終被告人李某某被法院以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對于這樁引起全社會關注的案子，社會公眾多數為法院作出的“罪責刑”相一致的理性判決“點贊”。但也有一種聲音：李某某判了刑，孩子怎么辦?這樣的判決是否缺乏人文關懷?

　　就此，南京一位法律界人士對此案中法院的判決結果進行了深度解讀。

　　其認為，司法是未成年人保護體系的重要一環(huán)，也是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的底線和后盾。面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惡性事件，司法機關必須敢于亮劍，方能展現法律的權威和國家的態(tài)度。

　　對于李某某的這一判決恰恰彰顯了人民法院在未成年人保護中的司法職責。

　　該位法律界人士認為，有幾點關鍵體現了本案法院判決對兒童最大利益的考慮：

　　第一，養(yǎng)母李某某的收養(yǎng)手續(xù)不合法。養(yǎng)父母各有子女，辦理收養(yǎng)關系時的無子女證明系偽造，無論刑事判決結果如何，收養(yǎng)關系依法都應解除。

　　第二，養(yǎng)母李某某長期實施家庭暴力，對兒童身心造成巨大傷害。鄰居和學校老師證實，2014年6月以來，養(yǎng)母李某某因教育問題對兒童多次打罵。2015年3月31日，李某某再次用抓癢耙、跳繩抽打兒童，長時間的家暴造成兒童挫傷面積超過體表面積的10%，構成輕傷一級，而養(yǎng)父對此并未制止。

　　毋庸置疑，一個傷痕累累的孩子，一個生活于家暴恐懼中的孩子，即使享有優(yōu)裕的物質條件，也很難說能有美好的明天。

　　第三，兒童的意見不能做為司法判斷的依據。受害兒童年紀不滿10歲，缺乏認識判斷能力，屬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因此，受害兒童是否愿意繼續(xù)跟隨養(yǎng)母生活不應成為司法判斷的依據。

　　第四，兒童生父母應切實承擔起監(jiān)護義務。物質生活條件的優(yōu)越與否，并不是孩子成材的必要條件。在養(yǎng)父母不適合監(jiān)護的情況下，兒童生父母是最為合適的監(jiān)護人，應依法切實履行起監(jiān)護義務。而如果硬將未成年人推向不負責任的監(jiān)護人，無異于再次孩子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

　　第五，判決已經考慮了綜合因素。根據法律和相關規(guī)定，故意傷害致人輕傷一級的，量刑起點為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但綜合考量被告人的犯罪動機、暴力手段、侵害對象、危害結果，結合案發(fā)后自首、取得被害人生父母諒解等法定及酌定量刑情節(jié)，法院已對養(yǎng)母作出了從輕處罰。

　　綜上，其認為，本案中依法對施暴的“養(yǎng)母”李某某科以刑罰，讓孩子與家暴徹底絕緣，才是對兒童利益的最大考慮。

　　這位法律界人士也提出，判決同時體現了法律對虐童行為的零容忍。“暴力是盲目的野獸”。借教育之名實施家庭暴力，不僅不是解決教育問題的根本之道，甚至會給兒童帶來難以磨滅的心理陰影，影響孩子一生的健康幸福。

　　但是由于兒童身心發(fā)育尚不成熟，現實中又很容易受到犯罪侵害。而兒童權利的司法保護狀況，體現的是一個社會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權保護水平。因此，對構成犯罪的施暴者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表明了人民法院對虐童行為的零容忍態(tài)度，有利于震懾那些潛在的犯罪，能夠最大限度地遏制當前愈演愈烈虐童事件。

　　而此案最為重要的社會意義則在于，判決有利于規(guī)范引導社會行為。

　　受到“棍棒出孝子”、“不打不成器”等傳統(tǒng)思想甚至“父為子綱”的封建思想的影響，不少家庭將教育孩子當成“私人領域”，將監(jiān)護孩子當成“家務事兒”，將打罵孩子當成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此外，“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傳統(tǒng)觀念，也折射了法律不能干涉私域的集體意識，容易導致虐童行為泛濫成災并成為法治盲區(qū)。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法治的發(fā)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人權高于親權”、“兒童優(yōu)先原則”逐漸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而司法裁判不僅具有解決個案糾紛的作用，更具有引導社會行為、培養(yǎng)法律理性的規(guī)范價值。該案的判決，無疑在監(jiān)護人頭上架起了“達摩克利斯之劍”，時刻警醒監(jiān)護人虐待兒童的法律后果，幫助監(jiān)護人樹立科學的育兒觀念，正確履行好監(jiān)護義務。

　　但這位法律界人士也坦言，未成年人保護確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tǒng)工程，司法謙抑性的特點決定了司法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不是萬能的。

　　“希望立法機關完善立法、政府部門各司其職、社會組織積極介入、家庭成員依法履責、社會公眾積極作為，形成反對家庭暴力、關愛未成年人的良好環(huán)境，共同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撐起一片藍天?！?/span>

　　來源：中國新聞網 | 作者：申冉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