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學者：

　　今天是30年海峽兩岸交流與合作非常重要的日子，這個日子不僅僅是經(jīng)過了昨天，走進了新的歷程，還有在未來跨到更遠的未來。

　　今天30年交流合作，我先講兩句話，對于中國法學會這次精心安排的盛會表示由衷地感激跟感謝。在30年的過程里，我們跟中國法學會攜手并進，推動了好多交流跟合作。今天分配給我的15分鐘時間里，30年兩岸交流跟合作的緣起及第二階段的經(jīng)過，從今天開始，明天算起的未來，遠景怎么樣達到——兩岸法學交流跟合作的新成果。

　　今天，大家為紀念海峽兩岸法學交流與合作30周年紀念而齊聚一堂，這代表了一個偉大的中華法學大歷史的新頁，不僅表征了昨天兩岸法學界的團結與凝聚的向心力，同時也展示出明天兩岸法學界共有的民族使命感，進而締造中華法學史上，更偉大的動力，將中華儒家為本的政法精神，帶向全球。

　　30年的法學交流起源在哪里?自1988年兩岸法學界首次接觸，也讓我們很容易聯(lián)想到1990年4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的種種，在那個年代我們跟臺北律師公會共同組成了50人代表團，在當時困難的政治環(huán)境之下是亞洲地區(qū)唯一派出50名的代表團參加了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國法學會主辦的“世界法律大會”，有6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派員參加，臺灣地區(qū)來了50人。我在人民大會堂聽到中央領導的談話里，來之前我沒有這種清楚的想法，突然我感覺到有一個共同追求中華復興的愿景。在那些談話里，讓我堅定了信心，說我們兩岸必須要攜手在政法領域里走出去，共同合作，向前邁進。在人民大會堂那次會議里，幾乎是多數(shù)中國人民所期待的未來。

　　我告訴了我的學生——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先生，他說法學院研究者推動帶領全臺灣的政法人士，與大陸建立起初步的交流，進一步推動合作。我隨即擬定了短、中、長期兩岸法學交流與合作計劃，由我所領導的東吳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負責推動執(zhí)行。章校長與我在1994年11月赴北京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時，不幸中風，逾一年后去世，至今在慶祝兩岸30周年紀念之際，讓我對其兩岸交流的貢獻感念頗深。

　　在兩岸交流中，我必須提到另一位貢獻者，乃是東吳大學潘維大校長。潘校長與我曾經(jīng)走遍了中華大地，訪問了各個知名院校，多年來做了很多兩岸交流合作工作，尤以在2000年以后兩岸后續(xù)的開拓工作上貢獻至大，是令我非常敬佩的。

　　東吳大學百年歷史，幾代相傳，幾代攜手共同奮斗。在那個年代推動兩岸交流跟合作，必須要克服幾個重大困難。第一個是政治壓力，要不畏懼任何政治壓力、堅持推進;第二個是資金問題。兩岸所有交往活動基本是我們從自己的薪水里支付的，或者辛苦募捐而來，用于到大陸的大學、地方進行交流，這需要有大無畏地奉獻精神。第三個是家庭或生活壓力。早期往來大陸，要通過香港或者澳門進出，較為不便，諸如此類的問題無疑犧牲了很多個人時間以及家庭生活的時間。

　　海峽兩岸30年交流與合作的過程中，可以總結四項領域的成就。

　　第一項為兩岸政法交流實務工作項目下的活動，其中牽連雙方負責兩岸事務政府部門的溝通。東吳大學法學院，以其在中國法學歷史上的領導地位，對其所提出的各種建言、草案、藍本以及協(xié)助改善兩岸關系相關合作事項，頗能獲得雙方相關單位的信任與支持。例如參與國臺辦與陸委會、?；鶗c海協(xié)會，以及臺灣經(jīng)貿(mào)、農(nóng)、商各部會與大陸對口單位的交流與合作。其中，尤以參加大陸海協(xié)會汪道涵董事長與臺灣?；鶗颊窀Χ麻L于1998年10月14日于上海所舉行的會談前置作業(yè)為最。至于政府間經(jīng)貿(mào)與農(nóng)業(yè)合作，則以1995年12月22日在臺北協(xié)助逸仙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兩岸首屆「海峽兩岸農(nóng)業(yè)研討會」最為著名，大陸農(nóng)業(yè)專家與學者11人到臺，我方45名專家、學者參加，集兩岸農(nóng)業(yè)專家學者一時之盛，奠定長期農(nóng)業(yè)合作的基礎。

　　第二項兩岸政法學術交流的成果，乃在兩岸不同法制的比較研究下解決頗多雙方對法理與實務看法的分歧，1992年11月23至25日在臺北召開的學術研討會乃是兩岸分隔43年后首次學術集會，也正是首次在臺所舉辦的大規(guī)模兩岸集會。而1993年8月23至25日在北京與中國政法大學在人民大會堂所舉辦的第二屆海峽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臺灣共百余人參加，更是臺灣在大陸地區(qū)首次所舉辦的最大規(guī)模的學術集會;臺北與北京二次大會奠定兩岸長期法學交流與合作的基礎，特別帶動臺灣各公、私立大學法學院校與大陸各法學院校進行交流與合作。該項兩岸比較法的合作研究持續(xù)達30年之久，終于開花結果。

　　第三項成果乃是開啟兩岸學者共同研究民法典所涉及的各項問題，并參與大陸民法典制法咨詢的工作。2003年開始舉辦兩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至今已達十六屆之久，這是當時東吳大學法學院潘維大院長與中國人民大學王利明院長共同推動的結果。十六屆的民法典學術研討會中，兩岸民法學者提出修訂大陸民法典的建議草案，精辟分析其利害得失，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典可說是兩岸民法學術交流下的一項重要成果。

　　第四項成就是推動了兩岸有關國際法的研究。包括國際法主體跟國際分支的國際空間法、國際海洋法、國際經(jīng)濟法、國際貿(mào)易法、國際金融法、國際知識產(chǎn)權法和國際私法等等，1990年時，大陸院校有些完全沒有這些課程，有的是在初始階段，而我們推動了這方面的教育跟研究工作。中國必定會成為一個新興的世界性強國，當然不能夠脫離國際法，我們必須參與研究它、修改它，完善它。2005年我們在廈門大學法學院創(chuàng)建了亞洲國際法高等研究院，在中國政法大學又成立了亞洲比較法高等研究院，這些都是重要的推動。

　　上面是我們過去30年交流跟合作的結果。

　　我現(xiàn)就兩岸未來交流與合作之期待，略述已見。除在前述史志中，已作政策性的展望陳述外，再補充說明如下，兩岸法學交流與合作如何面對當前變動中國際社會新形勢。首先，兩岸學者對法學的教學與研究必須從一種新的廣闊視角來認知而論述與研究之。因為有一項重要的因素，改變了昨日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理論與實務的內(nèi)涵。換言之，國內(nèi)法已非昨日孤立的國內(nèi)法律體系，亦非繼受他國法律體系。戰(zhàn)后，政經(jīng)、社會、文化走向一體化的同時，使國內(nèi)社會必須依持國際社會而生存，因之，國內(nèi)法國際化的幅度，遠超過我們想象的范圍。其次，國際法的立法已非由西方國家所獨霸，因為亞非國家的崛起與中國快速的轉(zhuǎn)變成為世界強權之一，如何建立新的國際法律秩序，包括國際新經(jīng)濟法律秩序乃為兩岸學者未來的新使命。總不能在中國政經(jīng)崛起之后，國際法的立法權與解釋權仍由西方國家所獨享，這次中美大戰(zhàn)就是最好的范例。

　　展望未來，兩岸法律人應從不同角度審視現(xiàn)在國際法的缺失，或加以修訂，或重新解釋，或立法補充之，進而創(chuàng)造出具有衡平性的新國際法體系，使國內(nèi)法走向和諧化與統(tǒng)一化的過程，能符合衡平與正義的國際法原則。

　　關于兩岸共同合作推動建立新國際法律秩序，當前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值得我們?nèi)ν度??！敢粠б宦贰沟恼叱珜c推動的實施計劃，到目前為止，雖如火如荼的展開，但是其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的架構下如何?國際法的指導原則又是如何?發(fā)生糾紛到爭端解的各種機制如何?如果仲裁為一種解決爭端的非司法模式，其所依據(jù)的準據(jù)法又是如何?均呈現(xiàn)一片灰色空間，這正是我們所要立即投入的工作。

　　這是一項龐大且復雜的法制工作，我們必須結合現(xiàn)有國際法與國內(nèi)法體系，建立一套完整的「一帶一路」為基準的國際法新體系。在這一項新體系下，我們必須建立以公法及私法為體系的國際法各種分支部門法，再從這些分支部門法建立次分支的法律體制。因此，整體上，我們必須先從國際公法到國際私法研究著手，再從其現(xiàn)有分支法律增訂之。歷來兩岸部分學者在研究國際經(jīng)濟法時，經(jīng)常與國際公法脫鉤，可能在研究結論上有所偏差，或其研究的深度不足，或顧此失彼，或權利義務不足以邏輯化，遂造成西方國家強烈的質(zhì)疑，甚至扭曲中國的聲明屬于政治性的言語。例如當前中美貿(mào)易大戰(zhàn)與南海問題，絕非美國違反WTO、第19條特別產(chǎn)品進口之緊急行動、第21條安全之例外之推定。而南海問題亦非單純的第87條公海自由航行權或公海無害通過權，它們牽扯到國際法基本原則，以及國際經(jīng)濟法與海洋法體系下的精神與原則之適用。如果我們被導入與西方國家所提出的論點予以抗辯，自將必敗無疑。

　　各位先進、法學界同道，我們未來從事法學研究必須站在至高點來看問題，跳脫英美長期在亞洲學術殖民所帶給我們思想上的枷鎖，我們要以具有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法學思想，配合中國逐漸復興所帶來的政經(jīng)、社會與文化各種變化，發(fā)展出一套新的思維，把推動兩岸法學交流與合作升華為一種國際法學交流與合作的幅度，共同建立一套新的國際政經(jīng)、社會與文化的法律秩序，使亞、非、拉國家能與歐美國家所支撐的國際精神與規(guī)則前后呼應，成為全世界人民的新典章，使衡平的國際正義光芒照耀全球。這要由海峽兩岸法學界來領導、來促成;擺脫200年歐美“學術殖民”的歷史，重新由我們來改寫。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