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應該有12分鐘，沈老師說可以多一點，我還是盡量在10分鐘，也許超一點，沒有你那么克制。薛永毅這篇文章我是參加評審的，這次關于楓橋經驗的征文比賽我大致看了一下，包括今天會議發(fā)的資料，可以說有三種研究進路：

　　一種是一般理論、概念式的梳理，包括思想脈絡梳理，也可能是在一個現(xiàn)行的階段中，包括對歷史概念的演進，一種思想的發(fā)展等等。這可以說是純粹法理學的研究進路。另外還有一種研究是實證的田野調查，非常不錯，有調查的數(shù)據(jù)和故事，再從理論上進行探討。還有一種是一些地方的經驗和楓橋經驗的一種造詣等等，強調本地的一種特殊的自己的嘗試等等。我把小薛他的文章放在第三類，但是他又有這些特點，它可以說是一個個人史，有點像大的歷史的背景，跟這樣一種背景對話，但是重點在一兩個個人的獨特的生命的體驗，這個挺有意義的。對于我們法制史來講，現(xiàn)在也有這個研究了，剛剛開始。從理論上，它也是一個個案到理論的問題。我覺得這次他這個文章能夠在研究進路上獨辟蹊徑，方法上有所創(chuàng)新，而且做得相當成功，把延安時期的代表和今天楓橋經驗作對比。楓橋經驗有很多方面，早上我們聽到了很多方面跟刑事有關系，但是調解基本上是人民隊伍矛盾或者民事的矛盾，跟這樣一個調解能手兩個人在不同時期做一個對照，這個研究路徑上是很有特色的。

　　第二，它這個偏民事的，從楓橋經驗來講，它的治安是很重要的，但是也可以這么講，民事在最初可能不是楓橋經驗最主要的部分，但是現(xiàn)在新時期可以說刑事治安已經不是最主打的，最主要的還是像糾紛的解決或者是一個和諧平安的基層生活自信、生產自信、社會自信的實現(xiàn)，以這樣一種角度來切入，調解是它第二個很重要的。小薛這篇文章梳理了兩個不同的調解人，首先有一點很有意思，這兩個人都是有政府背景，郭維德是參軍，而且當時是民兵，一個領導干部，排長，最后在國家這個系統(tǒng)里面做到正局級了。當年他20多歲的時候，因為我們陜北養(yǎng)不了那么多干部，其實很多這樣的苗子或者說積極分子，很年輕，黨在培養(yǎng)，他其實是類似于那種苗子，他在調解里面作工作，后來變成一個區(qū)的勞模，也不是陜南最中心的地區(qū)，但是他服從于戰(zhàn)爭環(huán)境和陜北當年的艱苦，純粹是農業(yè)那樣的環(huán)境。后面這位叫楊光照，楊光照本來是警察，他也是做所謂的像治安調解，跟治安有關系，純粹是民事的，做到退休以后成立工作室，當了志愿者協(xié)會的副主席，一直到退了休還在發(fā)揮作用，他58歲還在崗位上。他們在某種意義上都代表國家或者共產黨，是我們黨的積極分子，最后就是共產黨員，然后他又是在體制內，這點也很有啟示意義，中國的調解包括今天也有人講到背景就是國家，特別重要，有純粹的民間，純粹的跟國家沒有任何關系的調解在中國確實相當困難，所以綜合治理國家和社會一個良性的循環(huán)，其實這里面就體現(xiàn)出來了。

　　第三，這個調解為什么？或者采取什么樣的方法，指向什么樣的規(guī)則？達到什么樣的目的？這個也是很有啟示。雖然這兩個人，一個是共產黨艱苦經營那個時候發(fā)掘出來的人，一個是楓橋經驗中多元化、專業(yè)性主體中的個體，而且高度依靠法律，高度依靠專業(yè)，從法律專業(yè)一直到信息技術新的科技這樣的發(fā)展，但里面還是有一些線索可尋。中國傳統(tǒng)的調解這個就源遠流長了，總的來說是一個總體性的工作，無論是國家還是地區(qū)還是一個村，首先要想到整個盤子，如果是一個全國的盤子，一個大的區(qū)域，這里面所有的人際關系，所有這里面的人際交往的規(guī)則都要濃縮到一個具體的糾紛或者兩家人，兩個人之間的矛盾中，去加以綜合解決，來達到平衡。從一種前提，整體走向個體的思維，這個跟西方完全不一樣，它是從個人的前提，然后兩個人，最后擴展到全社會或者國家，甚至全世界。這一點有沒有變化？我覺得好像沒有變化。這個特別重要，要說本土化這可能是個特別重要的，但是它差異還很大，從一開始強調打擊敵人，首先要看敵人，有些是錯誤的，但是指向是這樣。但是后來越來越走向合作共贏、專業(yè)、分工，這個內容確實區(qū)別蠻大的，現(xiàn)在是一種合作共存，某種意義上反過來說不是一個改變現(xiàn)狀的模式，而是有點像回到以前那種，跟楓橋經驗最初出現(xiàn)的知青又不一樣，所以這里面還有很多可深挖的東西，時間到了，講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