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刑事政策與國家實體刑法之間的辯證關系，用一句典型的話語來表達，那就是：刑事政策是實體刑法的靈魂和依據(jù)，實體刑法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化和條文化。刑事政策一旦化為刑事法律，刑事法律就成為司法辦案的直接依據(jù)，但刑事政策在刑事法律實施過程中，依然起著指導作用;在刑事法律尚不系統(tǒng)、覆蓋面還不完整時，如建國初期，刑事政策在法律未及領域繼續(xù)是司法辦案直接引用的依據(jù)。只有在制定和實施刑法典之后，也即刑事政策系統(tǒng)化為實體刑法之后，刑事政策才不作為司法辦案的引用依據(jù)，而是作為理解刑法精神和詮釋刑法條文內容的指針。這說明我國刑事司法經歷了主要依靠政策到主要依靠法律的過程。

　　新中國成立之初，黨中央就明確提出實行鎮(zhèn)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這個政策在1951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和《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1952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中都有鮮明的體現(xiàn)。這個政策一方面要求對一切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原則上必須加以懲罰，罪惡重大的還要從嚴懲罰。另一方面又要求根據(jù)犯罪分子的不同情況，包括其一貫表現(xiàn)和犯罪后的態(tài)度，實行區(qū)別對待，做到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以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懲罰是基礎、是前提，在懲罰的基礎和前提下才能講寬大?！版?zhèn)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由于“鎮(zhèn)壓”二字在部分干部和群眾中簡單化地理解為仿佛就是殺頭、判死刑，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解，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中，改稱“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八大”政治報告指出：“我們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一貫地實行懲辦和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凡是坦白的、悔過的、立功的，一律給予寬大的處置。大家知道，這個政策已經收到了巨大的成效。”

　　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是制定1979年刑法典的重要根據(jù)，明文載于該法典的第1條。整部刑法典的各個部分，都是這一政策的具體化、條文化。正是依據(jù)這一政策，刑法典針對犯罪及犯罪人的不同情況，做出了一系列區(qū)別對待的規(guī)定。例如，從總則的規(guī)定看，對主犯、累犯從嚴處罰，對從犯、脅從犯、自首的、立功的人從寬處罰;對未成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對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從嚴處罰;如此等等。從分則的規(guī)定看，分清犯罪的性質、種類和情節(jié)輕重、數(shù)額大小，設置了不同層次和類型的法定刑，有的輕、有的重，有的只設單一刑、有的還配置附加刑，有的只有一個量刑幅度、有的設兩個乃至三個量刑幅度;對死刑控制很嚴，只對27個罪名設置有死刑。以上這些規(guī)定，就使得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從整體上立法化，有利于這一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

　　1979年刑法典和刑事訴訟法典的頒布實施，標志著我國刑事司法進入了一個有法可依的新時代。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改革開放，犯罪現(xiàn)象也出現(xiàn)了一些新動向，當時一些大城市，街頭犯罪相當猖獗，結伙成幫，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危害。1981年中央召開了五大城市治安座談會，明確提出“要實行依法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活動的方針，堅決把社會治安整頓好，力爭取得明顯成效?！睆?981年至2002年期間，全國先后開展了三次“嚴打”斗爭，重點打擊了殺人、搶劫、強奸、爆炸、綁架、投毒、拐賣婦女兒童、涉槍犯罪、毒品犯罪、流氓惡勢力犯罪、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以及經濟領域內的一些嚴重犯罪。鑒于1979年刑法典規(guī)定得比較原則，不夠具體，不敷應用，為了適應斗爭需要，于是從1981年6月起至1995年10月止，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罪犯的決定》、《關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等24個單行刑法，并在107個非刑事法律中設置了附屬刑法規(guī)范，對1979年刑法典在實質上作了一系列的補充和修改，其中補充規(guī)定了133個新罪名(1979年刑法典只有129個罪名)，提高了不少罪的法定刑，包括增加了44個死刑罪名(1979年刑法典只有27個死刑罪名)，并在量刑制度上增加了不少從重處罰的情節(jié)。所有這些趨嚴的補充修改，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了“嚴打”斗爭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嚴打”方針在立法上的一定反映。

　　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是在中共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實現(xiàn)體制轉軌，各方面都發(fā)生許多深刻變化的情況下頒布施行的。這是新中國歷史上最完備、最系統(tǒng)、最具有時代氣息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刑法典。這部新刑法典科學地概括了刑法的基本精神，明文規(guī)定了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則，即罪刑法定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罪責刑相適應原則。這部新刑法典將1979年刑法典及其實施以后17年時間內的所有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經過研究、修改、整合后編入刑法典有關部分，同時對于新出現(xiàn)的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犯罪行為，增加到刑法典分則中去。這就表明，黨的一貫刑事政策在這部新刑法典中得到了最系統(tǒng)、最完整、最權威的體現(xiàn)。

　　進入21世紀以后，依法治國、以人為本、司法為民的呼聲日益高漲，法治文明不斷發(fā)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基于新時期新情況，我國刑事政策也有必要作出適當?shù)恼{整。黨中央在2004年12月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第一次明確提出要實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接著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進一步闡明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指對刑事犯罪區(qū)別對待，做到既要有力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xiàn)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寬嚴相濟是我們在維護社會治安的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和諧社會建設中，這一政策更具現(xiàn)實意義。我們要立足于當前社會治安實際，審時度勢，用好這一刑事政策。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必須堅持‘嚴打’方針不動搖，對嚴重刑事犯罪依法嚴厲打擊，什么犯罪突出就重點打擊什么犯罪，在穩(wěn)準狠上和及時性上全面體現(xiàn)這一方針;另一方面，要充分重視依法從寬的一面，對輕微違法犯罪人員，對失足青少年，要繼續(xù)堅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有條件的可適當多判一些緩刑，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社區(qū)矯正工作?！睂拠老酀幕拘淌抡叩奶岢?，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法律界、法學界的共識是：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是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的繼承和發(fā)展。對待犯罪，當寬則寬、當嚴則嚴，寬有邊、嚴有度，寬中有嚴、嚴中有寬，寬嚴結合、辯證統(tǒng)一。它是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的基本刑事政策，不僅對于刑事司法，而且對于刑事立法，都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就刑法立法而言，自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頒布實施以來，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先后通過了8個“刑法修正案”，前面6個修正案，都是對刑法作趨嚴的修正，比如，增加新罪、增設單位犯罪、擴大犯罪主體范圍、擴大犯罪對象范圍、降低入罪門檻、提高法定刑等等。但從2009年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七)》開始，不僅有趨嚴的修正，也有趨寬的修正，比如，對刑法第201條的修正，除了將偷稅罪改為逃稅罪外，特別增設第4款規(guī)定：有逃稅行為，“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稅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边@顯然是給初犯或偶犯逃稅罪者一個寬大的處置。特別是2011年2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八)》，對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該修正案一方面作了一系列趨嚴的修正，如增加7個新罪;擴大10個罪的構成要件范圍;提高、增重8個罪的法定刑;擴大特種累犯的范圍;提高數(shù)罪并罰時決定執(zhí)行有期徒刑的最高刑期;提高無期徒刑犯減刑、假釋需要實際執(zhí)行的年限;對某些死緩犯增設限制減刑制度;對判處管制的、宣告緩刑的可以視情適用禁止令等。另一方面，也作了不少趨寬的修正，如取消13個罪的死刑;對已滿75周歲的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理(原則上不適用死刑;故意犯罪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適用緩刑);對未成年人犯罪進一步從寬處理(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適用緩刑;不成立累犯;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免除前科報告義務);對懷孕的婦女犯罪也進一步從寬處理(符合緩刑條件的應當適用緩刑);還增設“坦白從寬”制度(過去對坦白僅作為酌定從輕情節(jié));對假釋需要實際執(zhí)行的年限作出例外的規(guī)定，以及降低兩個罪的法定最低刑等。以上說明該修正案的寬嚴相濟精神躍然紙上。

　　繼《刑法修正案(八)》之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從2014年10月起至今也正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審議之中。我們深信，該修正案也一定會全面體現(xiàn)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更好地服務于我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tài)文明建設，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偉大事業(yè)，不斷推向前進。

　　* 高銘暄，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名譽院長，原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全國杰出資深法學家。